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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吉

来源:鬼大爷(www.guidaye.com) 作者:鬼大爷 发表时间:2017-03-16

夏原吉是明初重臣,以乡荐入太学,选入禁中书制诰,以诚笃干济为明太祖朱元璋所重。 夏原吉五朝为官,特别是在明仁宗、宣宗时期,处心竭力辅佐朝政,尽心尽责,鞠躬尽瘁,最受皇上器重。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皇帝的器重,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臣。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着我夏原吉吗?

夏原吉——明太祖朱元璋最亲信的文将

夏原吉——明太祖朱元璋最亲信的文将

夏原吉生平战绩

幼年从郑菊隐、史九韶学习,二十三岁县考邑庠生,由省选考推荐到京师,入太学生。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重爱之,未经科考,提拔为户部主事,建文时,复提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四年提拔为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曰:“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永乐元年(1403年),奉令携太常少卿袁复开浚吴淞江,又疏拓千灯浦。时湖南遭灾,元吉奏请赈济并减免赋税,民间流传“夏元吉当官,遮盖湖南一省。”永乐十三年(1416年),麻林(今肯尼亚麻林地)贡麒麟,元吉撰《麒麟赋》:“永乐十二年秋,榜葛剌国来朝,献麒麟。今年秋麻林国复以麒麟来献,其形色与古之传记所载及前所献者无异。臣闻麒麟瑞物也,中国有圣人则至。”

夏原吉实事求是,正直敢言。据史载,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同年,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秋天,即召群臣,集议大举亲征漠北,向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询问边储情况。当时,因国库、粮草、马匹空乏,夏原吉据实相告:“此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忽劳车驾。”建议兵不当出,明成祖龙颜大怒,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将夏原吉、吴中罢职下狱,方宾畏惧自杀。幸亏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至仁宗朱高炽即位,夏原吉才复官职。

夏原吉被逮下狱后,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他虽手握朝中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清贫如水,生活非常俭朴。

明成祖因五次亲征漠北,徒劳往返,劳瘁愤恼,病体日益不支,惭悔不听夏原吉的忠言。对左右感叹道:“夏原吉爱我。”次日,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4年)秋,第五次北征回京归途中,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亚)病死,时年六十五岁。

夏原吉脚踏实地,勤政爱民,与民同甘共苦,为吴、浙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史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吴浙两地水患严重,地方官连年治理无效,洪涝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明成祖朱棣特遣户部夏原吉前往治水。八月夏原吉到吴浙之地后,立即察看灾情,勘察河道,发现太湖流域下游地势平缓,河道弯曲、狭窄,经常淤塞。因此,疏浚下游河道(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河)畅流入海,乃是治理吴浙水利的关键。于是他动员两地民工10余万人,日夜奋战,先后疏浚吴淞江、白茆塘、刘家河、范家浜、大黄浦等河道,引吴淞江上游之水取道刘家河入长江,重点凿范家浜,使之与黄浦江相接,将太湖东部河湖之水,特别是浙西来水循黄浦江排入长江,使黄浦江成为太湖主要排洪通道,并因地建闸,用以蓄泄。通过这次疏浚,不仅改善了太湖下游的泄水状况,而且改变了泄水格局,由从前以吴淞江为主泄道,逐步变成以黄浦江为主泄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治水期间,夏原吉身体力行,布衣徒步,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于工地,终于彻底根治了太湖流域吴浙两地频繁的水灾,从而使永乐年间苕溪、太湖两地的水患得到治理,使民获其利。同时他还上书朝廷,如实详申百姓受灾苦饥,要求减免灾民税赋,请发赈粮三十万石,以赈济灾民。明朝大臣(太子少师)姚广孝称赞夏原吉曰:“古之遗爱也。”

夏原吉五朝为官,特别是在明仁宗、宣宗时期,处心竭力辅佐朝政,尽心尽责,鞠躬尽瘁,最受皇上器重,朝廷赐他食三禄,在北京、南京二地均建府第。仁宗进其为少保兼太子少傅(原吉固辞不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病逝,终年65岁,宣宗朱瞻基赠他为太师,谥“忠靖”。夏原吉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皇帝的器重,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夏原吉助朱棣夺位后开启永乐盛世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以及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对其在位二十二年的评价还是甚高的。

而纵观朱棣执政的二十二年,也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梨,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八十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夏原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兼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三十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

洪武年间,夏原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的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时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原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的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任的部门里,夏原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

和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相比,夏原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于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也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文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三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

后建文帝事败,永乐皇帝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原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却被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原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也颇为恼火,问夏原吉有何辩解,夏原吉却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原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原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就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4年)四月,夏原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但是税收的主要财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此事朱棣颇为重视,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原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原吉。

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动用民工10万人,夏原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奋,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则还要等到二百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原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原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更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均从此重见天日,而明朝此后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而夏原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却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三十万,五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五十万,经济花费更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原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而夏原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正在于他高人一筹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原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剪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原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原吉者,处重罪”。

其他的几条也开展起来,“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却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用免税政策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二十二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是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却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即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五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的夏原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也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却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代,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原吉却反对用强,反而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是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原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做到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而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但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原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帜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抄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一石一贯宝钞,上升到五十贯宝钞。

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帜登基,赦夏原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原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三百贯换一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原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的是,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原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鬼大爷www.guidaye.com)

夏原吉这一生的介绍

夏原吉(1366—1430)字维喆,祖籍浙江开化,后徙江西德兴。夏原吉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为明代“五朝元老”。夏原吉曾任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重要官职。明宣德五年病逝后,明宣宗赐他为“太师”,谥“忠靖”。后人赞夏原吉是:“一生清操如冰雪,万世励节似苍松。”

夏原吉有《夏忠靖集》六卷并附录一卷传世。据悉,明永乐年间,朝廷敕封夏原吉为资政大夫,这道圣旨至今仍为开化夏氏族人珍藏。

理财治水为国操劳

夏原吉一生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史载,夏原吉任户部主事时请求政府裁减冗员,平均赋役,严格盐法等,他还把有关财政数据登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使自己了然于心。一天,当皇帝问国库中的钱能够用多长时间,他对答如流。

明成祖十分赞赏夏原吉,曾对他说:“朕以房玄龄视卿。”明朝初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营建北京新都宫殿、增设武卫百司、朝廷平叛战争、造船出洋等,所需费用均由国库承担,钱粮转输以亿计,夏原吉精打细算,一一安排得当,使收支得到平衡。夏原吉为国理财长达二十九年。

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出征,留下夏原吉在北京辅佐太子处理国事。他“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政治才能可见一斑。

夏原吉为江南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江南为明代财富之区,此地区一旦发生水灾,必然严重冲击国家的财政经济。明代永乐年间,吴淞江中下游河道淤塞严重,黄浦江下游河道也遭淤积,发生大水灾。明成祖便派夏原吉主管治理工作。夏原吉学习大禹治水之法,疏通水道,建蓄水大坝,先后发动十万余民工参加治理。他身先士卒,“布衣徒步,日夜经划,盛暑不张盖”,与民同劳。有人为他张伞,他拒绝说:“民劳,吾何忍独适。”爱民之心溢于言表。经过长期努力,治水工程取得巨大成效。当时有人提出,增加百姓种植水退游田的赋税,使政府多得收入。夏原吉上疏朝廷,力陈其弊,请求放弃此议。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使灾民生计更有保证。大臣姚广孝视察回京,盛赞夏原吉为“古之遗爱”。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鞑靼时,遭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人的反对。基于经济、军事等多方的考虑,生性忠诚的夏原吉决定“死谏”。结果其建言未获接纳,反而招致明成祖的大怒。方宾畏罪自杀,夏原吉和吴中被逮捕入狱。后夏原吉家被抄,堂堂户部尚书家中除皇帝赐钞之外,仅有布衣民器而已。明成祖临终前回想起夏原吉等人的建言,感叹道:“原吉爱我。”后夏原吉释放复职,辅佐太子朱高炽稳定局势,并奏请赈饥荒、省赋役、节用度等。

永乐年间,西域法王入朝,夏原吉不同意皇帝去迎接,法王来了他也不去拜见,颇有唐代韩愈之风骨,这些大概是皇帝誉他为“古名臣”的重要原因。

耿直雅量君子之风

夏原吉办事谨慎细致,而又忠贞不屈。平时工作中,他总是反复告诫下属要遵守规章,防止腐败。有一次,夏原吉和一群-夜饮归来,路过宫门,按礼要下马而行,有的-以为夜深人静,就免了罢。夏原吉主张不可,并说:“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平江伯陈王宣与夏原吉有隙,早年曾想杀他,夏原吉却不念旧怨,时常称陈有才,力荐他去督理漕运。

夏原吉非常关心人民疾苦。他在担任太子少傅期间,以民间粗食进献太子,使太子知民间疾苦。北京城耗费巨大,人民困乏,因此在完工之后,他请求皇帝抚恤-人民,减轻人民负担。一次,夏原吉陪皇帝阅兵,皇帝嫌将士们动作怠慢,命令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在冷风中受罚。他说:“将帅,国爪牙,奈何冻而毙之?”关心爱护之心不言而喻,于是皇帝免去了对将士们的惩罚。

有一次,侍婢不小心打破了夏原吉心爱的砚台,躲着不敢见他,他便派人安慰侍婢说:“任何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我并不在意这件事呀!”因此他家中不论上下,都很和睦地相处在一起。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夏原吉因宽厚仁慈而备受百姓爱戴。

史载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意即他的心胸开阔到没有边际。他善于采纳别人意见,对那些打击过他的人不报复,反而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提拔他们。平时属下有了一点小过错,他都替他们向皇帝求情,原谅他们。明初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有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请求皇上宽恕他们,结果这些人幸免被杀。

有人问夏原吉:“量可学乎?”他说:“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可忍矣。”他的这种“博爱”精神加上他对人民的关心,使他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古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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