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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孝

来源:鬼大爷(www.guidaye.com) 作者:鬼大爷 发表时间:2017-03-16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幼名天僖,法名道衍,字斯道。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诗人,燕王朱棣的谋士,并为靖难之役的功臣之一。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姚广孝吗?

姚广孝——朱棣的主要谋士、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

姚广孝——朱棣的主要谋士、中国元末明初政治人物

姚广孝人物生平经历

姚广孝(1335—1418),长洲人,即今江苏吴县人。俗姓姚,初名天僖。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亦自号逃虚子。三十岁时,姚广孝前往径山随师习禅。其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所以有人把他列为“北郭十友”之一。及至四十八岁,姚广孝经人举荐,入燕府辅佐燕王朱棣,并密劝燕王举兵,策动“靖难之役”。靖难之谋既成,做了皇帝的朱棣便拜姚广孝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俗姓,赐名广孝。不过,姚广孝虽贵极人臣,却不改僧相,仍居僧寺,清净自修,且重新监修了《明太祖实录》及《永乐大典》。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八十四岁,病逝于久居之庆寿寺,受追封为荣国公,谥号恭靖。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姚广孝既是通晓文艺、擅长诗文的僧人,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于此十余年,姚广孝与社中灵魂人物高启最相投契,赠答尤多。高启是元明之际最出色的诗人。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其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此即是说,高启作诗,有兼师众长,待其融于心而浑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广孝亦“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两人彼此切磋,渐成相通之作诗、赏诗的标准与理念。譬如,高启以为作诗“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姚广孝未有此类言说,却循此躬行实践。所以,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与文人切磋,彼此影响,渐成一派。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宋代严羽以禅喻诗,言“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 

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2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28。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3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姚广孝:大明第一奇人

历史上的姚广孝有诸多怪处,他生自医家,却偏爱谋略;他不为生活所迫,却自幼出家;他既入空门,却热心政治;他不辅洪武、建文,却偏助燕王;他未受十年寒窗苦,却主编《永乐大典》。他无书不精,无物不晓,每言必中,算无遗策…… 这位披着袈裟的政治家,在明初的风云际会中以其卓著功勋而留名青史。

见藩王巧遇朱棣

姚广孝公元1335年生于苏州,其家世代行医,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姚广孝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

姚广孝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初步学习了一些儒家经典。但姚广孝读书,与许多人大不相同:他既不想应试做官,也不想像前辈们那样行医生为生,而是一心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14岁时,姚广孝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兴趣转向佛学;17岁时,他在杭州的妙智庵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又以“逃虚子”自称,当时人称他为道衍和尚。

皈依佛门的姚广孝四海为家,他曾拜元末著名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易经》、方术,尤其对排兵布阵、用兵伐谋感兴趣;他向遇庵大师学习内外典籍之学,对佛、儒二家进行对比研究;他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宋濂、高启等人结为诗文好友,文学修养也大大提高……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姚广孝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这确实不像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然而此时的姚广孝恃才傲物,以才气自负,常常深藏不露,不与世俗人交往。在元末乱世,他的聪明才智并不为太多人熟悉。

明朝建国后,姚广孝看到天下渐渐太平,辅佐朱元璋建立盖世伟业已没什么可能,想着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施展机会,有时难免心灰意冷。直到有一天,一位相面大师的一句话,让胸怀大志的姚广孝再次点燃了内心的激情。

这一天,姚广孝正和好友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谈经论道,恰巧碰到了当时最有名望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看到姚广孝,就大为惊讶:“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怎么还会有相貌如此奇异的僧人?你看这一双三角眼诡异非凡,面似一只生病的老虎,骨子里却透出一股杀气,这肯定是一位精于权谋的高人,将来一定能建立千秋伟业。”姚广孝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一阵窃喜。他连忙拉住袁珙的手,并引为至交。

洪武十五年(1382年),已经47岁的姚广孝终于觅得机缘。这一年,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不幸病逝,朱元璋在天下广寻高僧,分配给各个皇子,让高僧们在众藩王的封国里修寺诵经,为马皇后祈福。姚广孝受人推荐,也在应征之列。当朱元璋安排这批高僧与众藩王见面时,姚广孝一下就相中了被封燕王的四皇子朱棣。

姚广孝看到燕王朱棣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最具帝王相,便自荐跟随朱棣。朱棣见姚广孝三角眼,体态臃肿,反倒有些不情愿要他。姚广孝走到朱棣面前,悄悄地对朱棣说:“贫僧若能为殿下所用,定能为您奉上白帽子。”朱棣感觉和尚话里有话,“王”带“白”帽不就是“皇”吗?于是便把他拉到内室详谈。姚广孝纵论古今,分析时局,鞭辟入理。朱棣听得连连称是,当即向朱元璋请求把姚广孝许给自己。

此后不久,姚广孝便随燕王来到北平(后改为北京),名义上住持庆寿寺,实际上经常出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最重要的谋士和心腹。

助燕王运筹兵机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将皇位传给孙子朱允(建文皇帝)。姚广孝感觉机会来了。他想方设法帮朱棣树立信心,怂恿他尽快起兵夺取皇位。

虽然朱棣觊觎帝位已久,但以一隅反天下,心里还是没底,不敢轻意付诸实施。姚广孝劝他尽快发兵,他却心事重重地说:“现在建文皇帝并没有失去民心,我起兵不得人心,结果难以预料啊!”姚广孝说:“我一直研究天文历法,深知现在天下应是殿下你的,天道在我们这边,不必担心民意。”但朱棣依然下不了决心,每天兀自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一天,两人在一起看书作对,朱棣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在旁脱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他的意思是,民心现在也不在建文帝一边,由于建文帝打压他的叔叔,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姚广孝见如此,便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一听挺有道理,就和侍卫们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一个小饭店喝酒。正喝得高兴,突然出现一位老者,只见他环顾四周后,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 :“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朱棣大为惊异,心想:“一个素不想识的人怎么会从众人中认出自己呢?”心中正在纳闷,只听那人接着说 :“小人姓袁名珙,自幼精于易理面相,能知天命,卜未来。殿下相貌堂堂,平常衣物岂能掩盖您的光辉?”

朱棣于是把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罢,渐渐坚定了起兵的决心和信念。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不过是姚广孝一手安排的。

没有姚广孝的策划,朱棣未必敢举事;没有姚广孝的擘画,朱棣也未必能成事。

姚广孝负责帮朱棣做军事准备,打造兵器,操练将士。由于打造兵器会发出铿锵的响声,将士操练也容易引人注意,姚广孝便在燕王府开凿了地下室,上面建有房屋,周围修筑厚墙,并在城墙四周埋下大大小小的缸瓮来消除噪声。他还让人在燕王府内饲养鸡鸭鹅,想用这些家禽的叫声遮掩打造兵器和士兵操练的声音。

与此同时,朱棣天天与姚广孝商量起兵策略。一天,两人正商量到紧要处,忽然暴雨如注,狂风大作,把房顶上的瓦也给掀掉了,碎片落了一地。燕王心中一惊,面带惧色地说;“这是不祥的征兆呀,我们是不是不该起兵呀?”姚广孝听后,哈哈大笑,说:“殿下,此祥瑞之兆也!您没有听说过‘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吗?您就是真龙天子,马上就要换黄屋了。”燕王一听,转忧为喜,遂加快了起兵准备。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这场战役历史上称为“靖难之役”。姚广孝奉命留守北京,但整个战争的战略战术都是由他谋划的。建文二年,朱棣率大军围攻济南,酣战三个月没有攻下。姚广孝马上派人给朱棣送信,建议他暂停战争搬师北平。姚广孝认为,朱棣与朱允的帝位之争,与普通百姓、甚至众大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是对京师南京的争夺。因此,他建议朱棣轻车简从,绕开大中城市,直扑南京,只要拿下南京,就大功告成了。正如姚广孝所料,南京攻克之后,朱棣就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大明江山轻而易举地落在了朱棣的手里。可以说,如果没有姚广孝“直入京师”的建议,以朱棣的兵力,靖难之役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那个时候,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拒封赏亦官亦民

虽然姚广孝并没有亲临战场与朱棣出生入死,但由于他在起兵谋划、战略战术中的重要作用,朱棣认为“靖难之役”的首功非姚广孝莫属。他要求姚广孝除去“道衍”的法名,并希望他还俗。为了达到目的,朱棣还专门奖励姚广孝一处大宅院,并给他送去两个貌若天仙的宫女。

姚广孝是何等聪明,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剧已在过去不断上演。于是他坚决不愿还俗,但同意继续入朝为官。朱棣送给他的两个宫女,他看也不看,赐给他的大宅院也不经常回去,散朝后还是回到寺院居住。朱棣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让他还俗,就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仍旧入朝议事。于是,在永乐朝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僧人,上朝时着官服,回家便换僧衣,那自然就是姚广孝了。

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但实际上姚广孝仍然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与心腹,朝中重大事务,朱棣都要找姚广孝商量。

朱棣即位后,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侄儿手里夺走了江山。他既担心失踪的侄儿有一天会带着军队打回北京,也怕自己的弟弟们会仿效自己,再发动一次靖难之役。

于是朱棣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改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实录,即政府档案和官方文书,意在表明:当年燕王智勇双全,战功赫赫,太祖在世时就有意立自己做皇位继承人。这是在为自己的登基寻找借口。75岁高龄的姚广孝负责监修这项工程,这件事耗时七年之久,直到姚广孝去世才告完成。

姚广孝还主持修纂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和平建国年代,姚广孝充分展示了他渊博的学识,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姚广孝还监制了“永乐大钟”,至今仍悬挂于北京大钟寺,以其苍凉浑厚的声音为人们祈福。

永乐十六年(1418年),积劳成疾的姚广孝病情危重,已经无法下床行走了。朱棣得到消息,连夜赶到他居住的庆寿寺,两人又一次促膝长谈。不久,姚广孝去世,终年84岁。朱棣下令“缀朝”两日,尊重姚广孝的意愿,仍以僧礼下葬。

姚广孝的袈裟,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是得意,越要检束;越是成功,越要退缩;越是登峰造极,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自古以来,能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唐人胡曾《咏史诗》曰:“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当年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的这一天,才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逐狡兔的快乐再不会有,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及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鬼大爷www.guidaye.com)

明朝姚广孝使得北京“宜业”不“宜居”?

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宣布大明王朝迁都北京时,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人们会对他精心造就的这座城市怀有各种不满。

人们抱怨这里房价高、雾霾、缺水、缺电、堵车,吃食粗糙,公交拥挤,通勤时间长,交通管制频繁……总之,一切跟“宜居”有关的东西都会遭到无情的吐槽,批评的最终指向经常是规划——因为“规划差所以北京不宜居”:为什么马路修得那么宽?为什么街区的尺度那么大?为什么中心区不建高楼?为什么机关大院的围墙那么高?为什么公园与家的距离那么远?

600年前的总规划师姚广孝,很可能会困惑于今天人们的各种不满。在他为北京城设计的那张蓝图里,也许无所不包,却唯独没有“宜居”这个词。作为京城的总规划师,姚广孝深知老板朱棣的心思,大明王朝千里迢迢到这个地方建都,肯定不是为了“宜居”。否则,皇帝大可留在金陵城里继续莺歌燕舞,或者另找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安营扎寨,“直把杭州当汴州”。

朱棣看中这块濒临塞外的风沙之地,有着他深远的考虑。南京的朝堂之上,无人看不出这位新皇帝的意图,“天子守国门”的决心让臣子们莫不叹服,他们开始用恢宏的词藻赞美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北方城市: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实在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新都城的选址定下来后,北京城的一切按照朱棣的需求来设计:要有巍峨壮丽的建筑,要有宽阔笔挺的马路,要有方正阔朗的格局,要有整齐划一的秩序。总之,一切要求大尺度,要求壮丽与恢宏,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皇城不气派,如何镇得住下面的臣民?

在总规划师姚广孝的眼里,京师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军事防守与皇权的展示,如果一定要“宜居”,那只要朱棣一个人的“宜居”就够了。他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今天,小民百姓也会对这座城市提出“宜居”的苛求。

对北京城最早的缔造者们来说,能够拆除围墙,打开城门,开放市场,允许营商与迁徙自由,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还指望“宜居”?除非北京能像香港、上海那样,从一开始就按市民的需求来规划城市。

从1421年到1949年,北京城都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城的规划仍然承担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市民的需求被尽可能地压缩。

从一开始,北京城里的大马路与大广场,就不是为了方便市民的生活,而是出于军事检阅和政治集会的需要;地铁最初的修建也不是满足通勤的需要,而是出于战备需要,“必要时,一号线可每天从西山运送5个师到北京市区”;长安街在规划时甚至考虑到飞机起降的可行性。

毛泽东甚至还设想让北京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他希望从从天安门上望下去,能看到一片片烟囱。所幸这个画面没有出现,但北京确实在毛主席的顶层设计下,曾经发展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直到最近十年才艰难地完成产业转型。如果一开始就朝着“宜居城市”的目标发展,北京早就是一个优质的政治、文化与服务业中心城市,哪里会走那么多弯路。

“宜居”重要吗?

作为一个曾经的北漂,我常常困惑于北京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人们对“宜居城市”通常有一些预设标准,比如逐水而居,物产丰饶,良好的空气与绿化环境,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优质的公共服务。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北京可能是中国大城市重最不宜居的城市之一,但问题是北京又是中国大城市中人口吸纳能力最强的城市,没有之一。

为什么?是不是“宜居”根本就不重要?若论“宜居”,那珠海、海口、三亚这些中小城市,应该是最“宜居”的。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宜居城市排行榜中,这三个城市确实名列前茅,前十名只有香港与深圳两个超大城市,其他均为中小型城市。

问题在于,人们根本不会根据“宜居排行榜”来选择城市。很多大城市都不宜居,却丝毫不影响其人气指数。那么,城市吸引人口的筹码到底是什么?有人马上想到“资源”,北上广拥有全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所以能够吸引到最优质的人口。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深圳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深圳不仅土地资源,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排名倒数,但丝毫不影响深圳强大的人口吸纳能力。

北京、深圳以及东莞、无锡,靠什么吸纳到那么多的人口?答案显然不是“宜居”,也不是“资源”,而是“宜业”,人们挤破脑袋来到这些城市,你当真以为过来呼吸新鲜空气?找工作、挣钱、实现人生的价值才是正经事。有这个前提在,人们完全可以忍受一线城市的各种不易。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真正魅力在哪里,不言而喻。

“宜居”和“宜业”,不可兼得

人们对“宜居城市”的一种理解是,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另一种理解是,较低的容积率、较高的绿化率、疏散的人居环境。在中小型城市,二者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在大城市,二者很可能是冲突的,只能取其一。无法想像一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还能在保证容积率的基础上做到小尺度的通勤。

北京和香港可以看作是两种宜居概念的极端,北京的大尺度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低的容积率与相对疏散的人居环境,但它的问题同样很明显,这里就不赘述了。相比而言,香港确实满足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等条件,但其高密度的人居环境、狭小的居住空间同样饱受诟病。

根本的问题在于,城市要发展壮大,就需要有大规模的人口与产业聚集,城市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但聚集同时带来竞争的压力,城市的水资源、土地资源、道路资源被摊薄,用水难、房价高、堵车等城市病随之出现。这个矛盾仅仅靠空间尺度的规划是无法解决的。

对大城市来说,“宜居”和“宜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

也许可以这么说,城市最早为战备需要而设计,后来是为了权力的展示而设计,到今天则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计,“宜居”的诉求从来就没有摆在第一位。暂时来看,城市不会让生活更美好,至多只会让你的就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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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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