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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

来源:鬼大爷(www.guidaye.com) 作者:鬼大爷 发表时间:2017-03-15

汤若望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是清朝顺治帝尊敬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汤若望吗?

汤若望——清朝顺治帝尊敬的德国传教士

汤若望——清朝顺治帝尊敬的德国传教士

汤若望人物生平经历

早期经历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明朝期间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清朝期间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否则的话,西洋人正确的日食预报应该成为减轻或撤销他们罪名的理由和依据。

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这显然吓呆了清宫统治者。汤若望免死羁狱,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1669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传教士汤若望真的制订了我国现行农历么?

前几日,微博上有人传说:“中国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此言一出,转发者众。不过也有网友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目前我们中国所使用的农历是1929年修订的《紫金历》,而并不是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谈谈我国历史上农历的历史流变,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领域所做的贡献。

天文与历法

如今我们将“天文、历法”两个词合用,其实他们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天文,指的是天象,也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上有规律的运动现象。而历法,则是人为地根据天时,调配生产生活作息的一套法则。人们可以从天文(天象变动)中推算出历法,反过来,一套正确的历法必然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文现象(比如日、月食等)。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从夏、商、周时期,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先民们就已经尝试制定天文历,就是所谓的“三正历”。但这种“历”非常不准确,直到战国时期,人们才根据一回归年为356又1/4天的发现,创制出了真正的历法——《四分历》。

《四分历》在此后的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天文》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四分历》所推算的一回归年的数据与理论值误差颇大,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中,自然就出现了误报日、月食的问题。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我国对四分历做了一次大的调整,新版的历法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基本确立了中国历法的体系。

三次与外来文化有关的改历

此后,历朝历代又多次修订历法(改历),但对于中国历学史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改历,是唐代的《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以及明代的《崇祯历》。这三次改历都与外来宗教有直接的关系。

发源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把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天文艺术和科学知识都一并传到了中国。隋唐之际,多位印度天文家在朝廷的司天监供职。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来到长安后,在传播密宗的同时,又传授印度天文历法。而《大衍历》的编修人僧一行就是善无畏的学生。

僧一行主持制造了当时世界先进的“黄道游仪”,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首资料;他又监制了一架天文钟——“水运浑仪”,取得了较准确的时间记录;为了让新历法能适用于全国各地,他还主持了我国古代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也是世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进行的子午线实测,得出“南北两地相差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的结论。经过4年准备,他开始修历,2年后形成初稿,是为《大衍历》。这部历书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如《新唐书·历志三》所述: “自太初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其所定结构与方法, 沿袭至元、明。

元朝时,蒙古人三次西征使得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进入中国,伊斯兰天文历法也随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西域星历司”,招聘阿拉伯天文历法家任事。他们编制了《万年历》,创制了“西域仪象”,提高了天文观测的精密度。至元八年,元朝在上都建立“回回司文台”,主持观测、编制历书,并在这里藏有包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内的多种天文书籍,称为研究和传播阿拉伯天文历法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郭守敬等人修订了新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历法的第二座高峰,它的修订是建立在当时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和多年比较准确的天文数据的基础上的,因而所定的一回归年的长度365.2425日,只和理论值有微小的误差。明代以后,中国依然非常重视西域历法,设置回回司天监。明代在《授时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制定了《大统历》。

郭守敬等人修订了《授时历》

到了明末,《大统历》颁行已久,产生了较大的误差,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如何修订出更准确的历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可当时缺乏像郭守敬那样的天文人才,直到一批传教士的出现,才给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天文知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庞迪我等与中国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等结交为好友。在这些中国官员的支持下,1611年明廷让庞迪我、熊三拔等参与修订历法(《崇祯新历》)。可是明末社会动荡,历书尚未完成,明朝就灭亡了。直至满人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府,传教士汤若望才上书清政府要求继续修订历法。这才有了《时宪历》。

从以上材料来看,中国的历法从来就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下不断修订的产物。在修订过程中,中华政权历来历来并不忌讳将外来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三次重大的历法修订都与外来文化有重大的关系。《时宪历》的出现,与其将它完全归功于传教士,不如说是一场美妙的因缘际会而已。

汤若望、《时宪历》与天算案

清王朝建立以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向朝廷两次上书修改历法,还请求清廷派人检验他推测的日食是否准确,希望借此“推销”传教士用“西洋新法”所制的历书。

顺治元年八月丙辰,大学士冯铨和钦天监的官员对当天的朔日食进行实地的观测,结果汤若望的预测准确无误,而使用《大统历》、《回回历》所推算的结果都有误差。于是,清朝决定采用汤若望所献的新历,这就是《时宪历》。

好景不长,1661年顺治帝因病去世,年仅6岁的康熙即位。4位辅政大臣把持了朝政,特别是守旧派大臣鳌拜上台后,提出了“率祖制、复旧章”的政见,废除了清政府入关以来的多项政策,传教士所定新历也卷入其中。

中国的天文历法自古以来就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密不可分。自周朝以来,讲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文历法向来被视为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所以天文历法从来为官府独掌,民间不得私习。采用什么样的历法,不仅是科学领域的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问题。

以鳌拜为首的守旧派不懂得天文历法的原理,但新历法代表的是新的政治风向,而这就是鳌拜要反对的。同时,清廷中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儒家官吏和因使用新历法以后被裁汰掉的失意官吏,他们联合起来对汤若望等人提出控告,一场天文历法之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案件,这就是“天算案”。

提出控告的一方心里清楚,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于是他们采用的是政治攻击的手段。他们攻击汤若望的历法只有200年,意思是清王朝的只有200年的国运;还捏造外国人已经在澳门屯兵数万,准备夺取清朝的江山。

整个“天算案”经过了三次庭审,在鳌拜掌权的政治背景下,审讯结果早已拟定好了。守旧派集团试图将汤若望和支持西方历法的官员凌迟处死。后因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是孝庄皇太后)干涉,得以赦免。但是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时宪历》被废。

可是天象并不因为人间的政治斗争而变化,《时宪历》被废以后,清政府就再也算不准天时了。直到康熙帝扳倒了鳌拜,才重新恢复了《时宪历》。至高宗朝,为避乾隆皇帝弘历的讳,将《时宪历》改名《时宪书》。

传教士引入天文学,动机和贡献几何?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是为了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的赞许和承认,从而进一步传播天主教。利玛窦曾说:“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翻译成中文,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另一位传教士邓玉函在写往欧洲的信中称:“我极希望从伽利略先生处,……得到来自他新观察中的关于日、月交食的推算……因为它对我们革新旧历有着急迫的必要性。如果要寻找一个合法的、可以作为我们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借此让他们不把我们驱赶出这个国度,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如传教士所愿,通过帮助中华帝国修订历法,的确使他们的传教事业一度非常顺利。

因此,我们在评论传教士来华传播天文学这个事件,不能抛开这个动机。一厢情愿美化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天文学,认为汤若望们不远万里把欧洲科学技术传播给中国完全是出于为中华帝国服务、甚至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冰心”“玉壶”,显然是不客观的。

抛开动机不论,史家对于传教士来华传播天文学的客观效果,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在明末清初时,西方已经发现了较为先进的“日心说”,而传教士传播给中国的天文学是采用第谷的“地心说”体系,是别有用心的做法,“阻挠”国人接受日心说。这样的指摘有没有道理呢?

诚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于1543年,可是当年“日心说”的体系还极不完善。比如哥白尼地心说解释不了如果地球自转的话,垂直向上抛出的物体为什么落点不是向西而是原地?这个难题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了物体运动的相对性之后才得以解决。又比如在哥白尼的假说体系里,解释不了如果地球绕日公转的话,为什么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而直到19世纪才由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第一次测出了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的周年视差。在16-17世纪的欧洲,日心说并没有被当时大多数人接受,传教士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把这种假说带到中国来。

而且,在当时除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在后世名声赫赫的人物以外,还有大量人士在进行天文学研究,其中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受过当今教育的人可以很轻易地说出哥白尼“先进”、第谷“落后”,可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科学最重实证。放在天文学上说,科学家的假说体系合不合用,重要的是看用这个体系算出来的天象和实测天象的吻合度高低。恰恰在这一点上,哥白尼的假说不如第谷。哥白尼曾和他的弟子说,理论值和实测值之间的误差只要不大于10′他就满意。而第谷则是以观测精度高享誉后世。传教士要想借由天文学博得中华帝国统治者的欢心,当然得拿出精度高的东西,这就只能是第谷的体系。

其实,在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天文学的过程中,的确将很多当时先进的天文学发现和发明带到了中国。比如在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木卫4和土卫2,在1611年,又发现了银河是由无数天体构成的。这些成果都被传教士第一时间介绍到了中国,同时带来的还有天文望远镜。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天文学由“古代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进化的阶段,因此传教士向中国传授的天文科学也必然带上明显的时代印记。我们可以说,传教士们已经将当时最可靠、最先进的天文学成果介绍到了中国。从客观效果来看,利玛窦、汤若望们无愧为传播欧洲天文学的桥梁纽带,这是不能轻易抹杀的。(鬼大爷www.guidaye.com)

汤若望:中国历制改革的功臣

他是介绍欧洲最新发明第一人

1619年7月15日,31岁的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他们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1622年夏天,汤若望把他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

有一天发生了日食,掌管天象的钦天监居然没有呈报,这件事使崇祯帝大为恼火。当时已皈依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徐光启上奏修改历法。崇祯下令专设机构,修改历法,由徐光启任总监督。1623年1月25日汤若望来到北京。他先住北京,后转西安。他刚到北京时,就成功预测了三次月食,用了一种古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出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汤若望还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所以一接到圣旨,徐光启立即将汤若望召回北京,委以修改历法的重任。

回京后汤若望供职于钦天监,他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人。他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是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的人,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汤若望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大幅星图的工作。他们绘制的星图“突破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徐光启主持下重新测定的。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此在星名表达方式、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恒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星座星数的扩充等许多方面,改进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突出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国古星图,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

明朝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启用汤若望造炮,汤若望被逼上马。凭着对火炮的知识和他的聪明才智,汤若望居然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还制造出能放在马和骆驼背上运走的轻型大炮。崇祯帝“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若望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它们是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1641年,崇祯帝想要废除自古以来相袭沿用的回教历法,代之以新的西洋历法。遗憾的是当时政局不稳,农民造反,清兵入关……两年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汤若望编制的新历法也就无法推行了。

中国史上第一个洋监正

清兵入主北京之时,汤若望冒死自荐。得以取得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1644年7月,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远镜一台。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准确预测了8月1日的日食。汤若望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朝廷决定采用他编制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并在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同时,朝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1645年,汤若望下了很大功夫,对卷帙庞杂的《崇祯历书》进行删繁去冗,整理修改,增补内容,使之更为精炼划一。他将原来的137卷压缩成70卷,另增补了《学历小辨》、《远镜说》、《新法历引》等十几种30卷。合成30种100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呈送朝廷刻印行,作为每年推算时宪历书的根据。汤若望在传播西学上,的确如其本人所说“总想立于欧洲科学的高峰”,尽其所能,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1645年12月,他将这部100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以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由于汤若望制定的历书“考据精详,理明数著”“创立新法,勤劳懋著”,1646年清廷加授他太常寺少卿,后提升为光禄大夫,通政使一品。

愚昧战胜科学 晚年被迫移居广东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大劾汤若望。其罪名是,汤在编制宪历的封面上居然题写“依西洋历法”五字,这是中国的国耻;天主教违背以孝道为本的国教,不能提倡,在中国传教的汤若望,有颠覆中国的阴谋;荣亲王下葬时,他看错了时辰,选择犯杀的时日等。这个杨光先不懂中国原有的天文学,更不懂汤若望的天文学,他只是个狂热的国粹论者,尤其是见不得中国历书上写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他这种国粹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感情挑起了他与汤若望生死搏斗的战火。

当时,康熙帝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要弄清这桩公案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的朝政还控制在以鳌拜为首的四辅臣手中。汤若望被捕了,他的同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三位神甫也被捕,天主教被取缔。七十四岁的汤若望戴着铁镣跪在公堂上,他行动不便,口齿不清,无法还击杨光先及四大臣的咄咄挑战。愚昧和偏见胜利了,汤若望的义子潘尽孝被斩,汤若望领导下的钦天监里有十人被凌迟处死。所幸的是汤若望未被处死,皇帝为他颁发一道特赦令:“汤效力多年,又复衰老,免死。”虽然下了特赦,但汤若望依旧幽囚在牢狱之中。精确的时宪历就这样应运而终了。这时,北京城上空出现了彗星,并发生了大地震。余震不断,城里又发生大火。迷信的中国官吏把这些现象视为上天对无辜传教士被判以极刑的报应。因此,清政府释放了传教士,并把他们逐往广东,汤若望这才步履蹒跚地迈出监狱。可是摄政王们与礼部并没有停止对汤若望的迫害。他们为了报复,下令封闭了汤若望的教会,践踏圣坛,破坏圣像,砸烂了崇祯帝赐的匾。北京住不下去了,汤若望只得和利类思、安文思两位神甫一道,移居广东。

留在康熙帝身边的南怀仁神甫决心伸张正义,他终于告倒了杨光先,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这场旷日持久的历法之争,是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开放与封闭之争,在中国,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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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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