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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

来源:鬼大爷(www.guidaye.com) 作者:鬼大爷 发表时间:2017-03-13

  杜衍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字世昌,谥正献,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以太常博士提点河东路刑狱,据实平反了许多冤狱,深得朝廷赏识。杜衍为政严谨细密,不用严刑来督责官吏,但官民也畏惧他的清廉严整。仁宗召他为御史中丞,兼摄吏部。后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改任枢密副使。而杜衍善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宋名贤小集》收有《杜祁公摭稿》一卷,《事文类聚·前集》、《苕溪渔隐丛话》、《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也有收录。《全宋诗》录有其诗。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杜衍吗?

杜衍简介——北宋时期的名臣

  杜衍简介——北宋时期的名臣

  杜衍人物简介

  杜衍(978~1057)北宋大臣。字世昌,谥正献,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历仕州郡,以善辨狱闻。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改知审官院。庆历三年任枢密使,次年拜同平章事,为相百日而罢,出知兖州。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祁国公。杜衍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宋名贤小集》所收《杜祁公摭稿》一卷为底本,参校《事文类聚》前集(简称类聚)、《苕溪渔隐丛话》(简称丛话》等书。另从《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中录诗十四首。衍善诗,兼工书法,正、行、草书皆有法,为世所重。《宋史》卷三一○有传。

  逸闻趣事

  杜衍为政清廉,平时从不营殖私产,以至于致仕后,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的回车院。宋代各地都建有回车院,有的作为官员卸任后等待接任者到来的临时住所,有的作为驿站,相当于官员招待所。杜衍在回车院一住就是十年,吃住简陋,却从无抱怨。杜衍不好酒,即便有客造访,也不过“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宋代郑景望《蒙斋笔谈》),简简单单,丝毫没有玉食笙歌的做派。

  杜衍一向为人低调,退休后的他,更是朴实如田夫野老,有人劝他着居士服,他却说:“老而退休,哪能以高士自居呀!”他或出游,或读书,或吟诗,还开始练习草书,追求精神的丰富,不追求物质的奢华,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去世时,戒其子努力忠孝,以一枕一席装殓,用小的墓穴低矮的坟冢来安葬。他曾自作遗疏:“不要因为长久平安而忽略边防,不要因为已经富裕就轻视财产的节用,应当尽早确立太子,来安定人心。”言语中并未谈及私事。

  然而,低调做人的他,在退休的日子里却发生了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一次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举行宴会,杜衍应邀出席。酒席筵前,杜衍戴着居家便帽,穿着深色便装,端坐一隅,不作声响。

  当时,有位本路的“运勾”到。大家纷纷向他打招呼。运勾少年得志,见只有一位老头既不打躬又不作揖,像钉子一样钉在凳子上不动,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足下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声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年轻的官员顿时面红耳赤,呆若木鸡。

  还有一次,一位新科进士被朝廷安排到边关出任副职,路经应天府,知府王举正得知他才华出众,年少登科,估计前途无量,便把府里那些“牙兵宝辔旌钺”全部安排出来,为这位新贵禁卫开路。应天府的街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只见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场面盛大,引得老百姓侧目围观,纷纷猜测这是哪位朝廷要员来视察。

  正好杜衍出门归来,与新贵的队伍狭路相逢,无路可避,杜衍便拉下帽檐,竖起衣领,放慢马步,靠边让路。两个仆人也拉住马,停于路旁。然而,新贵却因杜衍一行没有下马而十分恼怒,没好气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谁呀?随从回答,这是已致仕的宰相杜太师。

  杜衍草书《仲冬严寒帖》

  杜衍(978年—1057年3月17日),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杜衍登进士第,补扬州观察推官,历知乾、扬、天雄、永兴、并等州军,以善辨狱闻。宋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后改知审官院。宝元二年(1039年),复知永兴军。庆历三年(1043年),任枢密使。庆历四年(1044年),拜同平章事,支持“庆历新政”,为相百日而罢,出知兖州。庆历七年(104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封祁国公,退居南都共十年。

  嘉祐二年(1057年),杜衍去世,年八十。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

  杜衍善诗,工书法,正、行、草书皆有法,为世所重。《两宋名贤小集》收有《杜祁公摭稿》一卷,《全宋诗》录有其诗。苏轼说他:"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乃一代之绝,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

  释文:

  更蒙宠惠珍果新鲜 皆奇品也 只是荔子道中暑雨 悉多损坏 至可惜五六千里地 不易至此 为感固可知也 别无奇物表意 早收得蜀中绝妙经白表纸四轴寄上 聊助辞翰 至微深愧 衍又拜新茗有四銙者至奇 近年不曾有 珍荷(鬼大爷www.guidaye.com)

  杜衍:百日宰相 百世崇仰

  北宋著名政治家杜衍,人品高,官风正,能力强,所至政声皆佳,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中为相,虽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却最受时贤和史家颂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赞美杜衍与“古之良宰相者无异焉”;南宋史学家洪迈将杜衍与唐代名相褚遂良、张九龄、裴度和宋代名相赵普、寇准等并列,称之为“一代宗臣”。

  庆历新政,砥柱中流

  谈到庆历新政,大都以为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实则在宋人眼中,杜衍才是庆历新政主要也是最高领导者。宋神宗熙宁年间,陈师锡任监察御史,在奏言中,就希望宋神宗像宋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一样,“以兴治功。”宋神宗“善其言。”陈师锡所指,包括了宋仁宗两个时期的治功,一为庆历之治,一为距庆历新政11年之后的嘉祐之治。嘉祐之治,富弼、韩琦主之;庆历之治,杜衍、范仲淹主之。宋神宗一生都在革新,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陈师锡这次对话,距庆历新政不过20余年,其准确性当属无疑。

  在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的职务是枢密副使,欧阳修的主要职务,先是知谏院,后是河北都转运使、权真定府,已不在朝廷。范仲淹和富弼虽受宋仁宗委任,具体主持新政的制订和实施,但这期间,他们头上还有三位宰相:章得象、晏殊、杜衍,章得象和晏殊均不支持新政。晏殊在新政急需言官造势的关头,故意将知谏院的欧阳修由朝廷外派地方。章得象尤为阴毒,既授意几个追随他的言官攻击范仲淹和富弼,又暗中使坏,最终误导宋仁宗罢掉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而以范仲淹的政敌宋庠代之。唯有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热情参与,特别是在范仲淹和富弼被流言所污,被迫离京,而宋仁宗又开始动摇,想免去范、富二人政事之时,偌大一个中央朝廷,唯杜衍一人,砥柱中流,充分利用其宰相和枢密使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对变革和变革者“独左右之。”范仲淹和富弼相继于庆历四年六月、八月外出任宣抚使,自此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戛然告终的七个月时间里,只有先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在京。显然,所谓庆历新政,最后的也是其整个历程的近一半时间,主要主持者就是杜衍。

  “杜衍不可”,青史生辉

  范仲淹和富弼拟定的新政十项内容,核心是改革吏治,革新吏治的核心,则是抑制侥幸。而侥幸的根源,却是皇帝的“恩降”。吏治昏乱和腐败,竟由皇帝带头!很显然,要刹住这股歪风,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干不了,作为枢密副使的富弼和韩琦更干不了,唯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了。杜衍当仁不让,大义凛然地和皇帝叫上了板。宋仁宗一方面批准新政,下诏要“明黜陟,抑侥幸”,一方面又继续皇恩浩荡,“多恩赐,请求无不从”。杜衍针锋相对,举凡皇帝批的任官条子,一律挡住,拒不执行,等积累到十几张,便径直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有个重要姻亲,想求一官,宋仁宗碍于情面,批条恩准。杜衍头天见到御批,第二天一上朝,就拿着条子质问宋仁宗:“昨日何忽又降此批?”宋仁宗心内有愧,只好说:“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中有无可奈何者。”语中颇含乞求。皇帝已这样了,宰相杜衍却原则依旧,“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可!”宋仁宗只得将自己的御批收回作罢。后来,宋仁宗凡遇私下向他讨官者,都要说:“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白胡子老头儿,即指杜衍。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道:外间都知道杜衍封还我批出的任官条子吧?其实,我在内宫,有向我请求恩泽的,我常常以“杜某不答应”而拒绝,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我的条子还要多。在抑制侥幸方面,杜衍“助我多矣!”

  从此,杜衍拒“恩降”,遂成为吏治史上的经典,被广为传颂和取鉴。南宋高宗时,一次“内降差除四人”。殿中侍御史周葵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宋宁宗时,国子录王介上疏批评当时任免官员“悉出内批”,称赞“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宋理宗淳祐二年,杜范任右丞相,“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杜范“引前朝杜衍例”,将皇帝此类内批“皆封还。”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向各路(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选派转运按察使,由其选任该路的知州,再由知州选任该州的知县,将原来不称职的州、县官一律罢免。范仲淹为了选好转运按察使,严审预选名单,将不合格者一笔勾掉。富弼觉得范仲淹搞得过于严格,建议道:您一笔勾去很容易,可被勾者一家人会因此而哭呢。范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持标准不放松。这个故事,一直传为吏治美谈,近年来更被一些文章频繁援引。但范仲淹“明黜陟”,是以副相的身份审查、敲定省级干部任命,把关虽严,却是居高临下,挥笔即定。杜衍“抑侥幸”,则是直面皇帝,以下纠上,要冒天大风险,没有极大的担当精神和超人的胆识勇毅,不能为,也不敢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固然掷地有声;“但道杜衍不可!”却尤令青史生辉。

  新政骨干,“扶持树植”

  杜衍为相,“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曾巩语)。当“豪杰魁垒”之士遭“邪者恶之,庸者忌之”时,独有杜衍“唱而助之”,百般呵护,使其“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与之一起力行新政,辅佐人主“致天下治”。当英才们备遭庸众排挤诽议,杜衍“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实在无力回天,“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

  范仲淹因力揭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深深得罪吕夷简,被贬官数年。好不容易被起用知延州,负责西北边事,又因在处理西夏问题上,被朝中大臣误解,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话柄。吕夷简为相20多年,手段阴狠老辣,私下怂恿参知政事宋庠,在皇帝面前恶毒诬陷范仲淹,说:“范仲淹可斩!”时为庆历元年,杜衍正任枢密副使,力为范仲淹辩解,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义正词严,与宋庠“争之甚切。”宋庠辩不过杜衍,以为吕夷简会帮他说话。岂知吕夷简已被杜衍的正义和正气震慑,一直“默然,终无一语。”直到宋仁宗问他的意见,才开口说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范仲淹这才得免大难,要不然,就不会有两年以后的庆历新政,也不会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名副其实的热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而不顾其他,同是为国为民,对具体的人和事,却常有不同看法,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乃至出语伤人。诸人中,杜衍官位最高,年龄也最长,大范仲淹11岁、孙甫20岁、欧阳修29岁。诸人素常对杜衍既敬仰,又感恩,以父辈事之。但在议论和处理军国大事上,范仲淹、欧阳修、孙甫曾误解过,乃至恶语伤害过杜衍,杜衍均不计较,照样真诚关爱,呵护有加,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在华夏数千年政治家中,堪称一流。

  庆历四年,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河东,误以为辽朝将发兵侵宋,欲发大兵备之。杜衍时任枢密使,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认为辽兵绝不会来,宋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发怒,与杜衍“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此前,范仲淹一直“以父行事衍”,如今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这般放肆无礼,如对仇雠,这要放在一般人,肯定要对范仲淹打击报复,至少也要记仇怀恨,断绝交往,杜衍却“不为恨”。特别当退朝以后,范仲淹牛脾气继续发作,力争不已。而事实很快就明了:辽兵根本就未动,杜衍拒不发兵,绝对正确。即便如此,杜衍对范仲淹仍关爱如初。

  较之范仲淹,欧阳修更曾多次“触犯”杜衍。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杜衍已去世六年,欧阳修于这年所作《跋杜祁公书》中,深情怀念与杜衍的初次相见:“公当景祐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然而,欧阳修给杜衍送上的见面礼,却是一枝带着利刺的玫瑰。时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杜衍刚任御史中丞,征辟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石介还未到任,他的一封上疏已得罪皇帝,朝廷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征召。欧阳修是石介的挚友,此时刚任馆阁校勘,竟然写信给杜衍,指责杜衍未能替石介辩护,言辞颇为激烈:“介一贱士,用之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这年欧阳修29岁,杜衍58岁。欧阳修入仕才数年,刚由地方进京,仅为从七品的低级小官,杜衍则是从三品的大官高官,为人为政,早已名动朝野。从哪方面说,欧阳修都有些冒失,言辞明显过头而且失礼。杜衍虽不同意欧阳修的批评,对其勇于言事的精神,却很是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久而愈笃”。

  庆历新政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常与杜衍意见相左。如在处理边将滕宗谅、张亢使用边费不当问题上,杜衍力主重惩,欧阳修和范仲淹则坚决反对,认为两人没错,最后只好折中,给了两人较轻的处罚。在如何对待辽朝驸马刘三嘏叛辽投宋问题上,欧阳修和几位宰相都主张厚待之,“以诘契丹阴事”。杜衍则主张拒不接纳,纳之于国不利。最后杜衍获胜,将刘三嘏遣返辽朝。从当时军国大局来看,杜衍的意见,无疑要比欧阳修和范仲淹等正确得多。杜衍去世后,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对杜衍立朝“善决大事”,也是由衷佩服。而杜衍也从未反感过欧阳修一次又一次的“冒犯”,总是以长者之态,谅解之,关爱之。欧阳修对此,感慨颇深:“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孙甫一直被杜衍看好,在其还只是个知县时,以刑部侍郎知永兴军的杜衍,即将其辟为司录,事无大小,都放心地交其主办。如此信任,孙甫却不领情,以为杜衍小瞧了他,竟耍起牛脾气,说什么“待我如此,可以去矣!”杜衍得知,就再不拿小事烦他了。而且愈发器重他,主动与之结为忘年交,高兴地说:“吾辟属,乃得益友。”杜衍升任枢密副使后,又举荐孙甫为秘阁校理。不久,保州发生兵变,孙甫按循职问责的思路,上言:“枢密副使当得罪”,应向杜衍问责。重用之,屡荐之,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少假借”,要朝廷处罚知己。这要放在别人,能不恨之入骨,报之以牙还牙吗?杜衍却不,他因此更看重孙甫的“鲠亮不私”。秘阁校理为朝廷谏官,职在言事,孙甫一心为国,言事不避不忌,敢于碰硬。宋仁宗欲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孙甫与同事蔡襄争着上言阻止,曰:“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孙甫又指斥皇帝近臣丁度言事怀私心,“请属吏”,要宋仁宗予以严惩。陈执中和丁度人品既差,又是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岂能容得孙甫等人如此?立即予以回击,在皇帝面前极言孙甫和蔡襄之短,两人被逼,只得请求外任。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事下中书省,杜衍时任宰相,在其影响下,中书省以谏院缺人为由,上奏皇帝,留二人继续担任谏官,宋仁宗听罢,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府,立即召吏员拟就剳子:令蔡襄、孙甫照旧供职。按程序,剳子须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都署名,方能执行。杜衍和另一位宰相章得象署名后,吏员拿着剳子请参知政事陈执中署名,陈执中恨透了孙甫和蔡襄,拒不署名,还说:刚才皇上并无明确旨意,应当再次上奏,怎能着急如此!话语中,明显露出阴狠和威胁。吏员回来告诉杜衍,杜衍已觉察到宋仁宗轻信了陈执中和丁度的谗言,再奏必遭否定,本想利用一下皇上刚才的暧昧态度,尽最大可能保护孙甫和蔡襄,可惜其间苦衷,竟被陈执中识破。只得取过剳子烧了。杜衍不知道,就在此时,被谗言搞昏的宋仁宗,已对范仲淹和富弼及其主持的新政心生反感,而杜衍又处处庇护二人,所以,正一面下诏罢免范仲淹和富弼宰辅职务,一面正令翰林学士院锁院草制,罢免杜衍的宰相之职,贬官地方。执笔者,正是被孙甫刚痛斥过的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第二天,杜衍就被贬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而且“即日发遣”,不容在京城稍留。杜衍既已遭贬,孙、蔡二人再也无人救援,很快,蔡襄就被贬福州,孙甫被贬邓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随之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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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杜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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